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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逊与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
重视对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的研究，是王逊先生美术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也是最早将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纳入中国美术史研究框架的美术史家。王逊先生认为：“民间工艺是中国美术的永久的丰富的源泉，而且是民族形式的丰富的源泉”，“生活与美术是合一的，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名迹与杰出的成就无不同时是美术品，又直接表现了一定历史阶段上人民现实生活；保持并且发扬生活的有机性和完整性是承继了中国美术优美传统。” 王涵  王逊先生系统研究历代工艺是在西南联大学习和任教期间。1939年，沈从文在散文《烛虚》中，留下了他依据《女史箴图》上的服饰器物考证两晋文物制度的记载。 1940年，王逊发表的《评福开森氏<中国艺术综览>》 ，除书法、绘画外，还对全书涉及的铜器、石刻、玉器、陶器、建筑、家具、织物、杂项诸艺术门类条分缕析加以评骘，反映出他对历代工艺的全面修养和深入钻研。1944年，他在《中国美术传统》 一文中指出：“中国美术有两个传统：一为士大夫美术，一为工匠美术。士大夫美术主要的只有书法和绘画，而工匠美术包括铜器、玉器、宫室及宗教建筑、家具、织锦、刺绣、缂丝、神仙佛像的雕塑、文房用具、瓷器、漆器、印刷，等等……工匠美术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珍贵的宝藏之一，是前代的重要文化遗产，因为我们今日都很关心国画前途的问题和保全书法艺术的问题，假如我们同时注意到中国美术这两个传统，我们就知道考虑这一类的问题而可以不必忧虑。” 重视民间历史研究、重视实物史料与古代文献互证是近代以来梁启超、王国维等倡导的“新史学”治学方法，也是西南联大文史“考据学派”的主要治学特点。王逊师长一辈的学人，如和他在西南联大“时相过从” 的闻一多先生，此时正“用西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 治中国文学史，这自然也影响到王逊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他对历代美术工艺的整理研究，固然是为美术史、美学思想史“虚心地找证据”，但同时，他也更希望能够“在复兴期的中国尽一部分责任” ，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新文化建设的实践。 1946年抗战胜利后，他应美学家冯文潜之请，到南开大学开设“逻辑”“美学”“中国艺术批评史”课程。1948年秋，为挽救濒危的特种手工业 ，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午门历史博物馆举办“北平市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为配合展览，沈从文约王逊撰写一篇介绍特种手工艺的文章，王逊将几年前在西南联大完成的《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重加改订，刊于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第一一四期。这篇论文是红学史上最早研究工艺美术的专论。同期还刊发了林徽因的《<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读后记》—— 王逊先生这篇稿子好像是篇旧稿子，前几年，在另一地方，在昆明，我似乎即曾经看到过。也许我曾经看过的是另一篇性质相近的稿子，也许王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原稿早已云散，如今忽然又旧事重提了一次。 …… 说实话，我们现在不管哪一方面都不成了！只要随便抓起一个瓦罐子、瓷杯子，坐下来，在你的椅子上，写两个字，在你的笔、你的墨上，你都看见你自己国家的命运。我们说过这是自然的、必然的，如响斯应，身上有病，面色自然发黄。雍正乾隆时代的制度既不能完全搬回来，要想用到那个时候的东西，是不通情理的事。所以王先生虽然有意指给我们看，那个时候的工艺品有些什么什么，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可并不叹息，唏嘘，声泪俱下。王先生是理智的，虽然未免有情。没有一种手工艺是会因为提倡而复兴而流行起来的，不会因为单纯的、自外而内的提倡而能存在。所以王先生几年前写好这篇文章，这几年来并没一直老提起来。……北平午门历史博物馆“双十节”要办一个“北平市手工艺品特展”，报上已经有了几次消息，我们觉得这个展览是一个很“感情的”展览。王先生这篇文章适于此时写成，或者因为“有幽于中”，也许是“为”他们而写的。海内有知己，人生并不寂寞。——是的，无论如何，引起注意，是首要的事。 此外，沈从文在《大公报》上也发表了《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的一点意见》，提出“文物保卫”、“艺术革命”、“特种手工艺复兴”三项工作，“是学人专家的责任，无从用任何托辞自解”。他主张须有一整套“完全改造计划”，包括成立专业研究机构、培训力量、出版图录等，并建议将艺术专门学校“分为两院制，分纯美术与工艺美术二部，后者必包括陶瓷、漆木、图案、装饰若干组，并彻底改变过去教学方式。应取得故宫特别便利，美术史通论与专题学习，必用故宫各陈列室收藏，作广泛研讨与欣赏，导师辅助以文字说明。且优秀技术经验之工师，尤必须设法聘入学校，待遇完全平等；严格训练学生双手，并使其工作与实际问题发生关联，必作到工艺美术最优秀的摹仿与创造，均出自艺专实验工场纯艺术制作，新风格的把握，艺专成绩永远居最前列。” 正是从这时起，王逊与林徽因、沈从文等相继投身到传统工艺改造和文物保护的实践中。1949年7月，王逊返回清华，任清华大学哲学系、营建学系合聘教授，兼清华文物馆书记，直至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振兴工艺美术一直是他承担的一项主要工作。 1949年9月7日，清华大学第22次校委会决议：将1947年组建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改组为“文物馆筹备委员会”，由王逊协助梁思成实际负责清华文物馆筹备工作。翌年7月，清华大学文物馆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哲学、营建学、社会学、历史学、国文等系系主任，校图书馆主任11人组成，下设考古组（主任陈梦家）、民俗工艺组（主任王逊）、民族组（主任吴泽霖）、档案整理组（主任邵循正）及综合研究室（主任邓以蛰）。文物馆常委会由以上6人组成，梁思成任主席，王逊任书记兼民俗工艺组主任。民俗工艺组成员有吴泽霖、高庄、莫宗江。 同时，在梁思成的建议和主持下，清华大学将建筑学系更名为“营建学系”，后由林徽因牵头，组成“工艺美术组”；清华哲学系则由邓以蛰牵头，成立“艺术哲学组”。 以上清华文物馆、文物馆民俗艺术组、营建学系工艺美术组（对外承接和联系工作时又称“清华营建系服务部”、“北平特种手工艺研究会”）、哲学系艺术哲学组，实际工作都由王逊主要负责。他同时还在清华开设“中国美术品举例”、“中国工艺美术概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公共课。这期间，王逊在梁思成、林徽因、邓以蛰三位前辈领导下，主要承担了国徽设计、景泰蓝设计、建国瓷设计等工艺美术工作。 1949年9月，新政协筹备会决定将国徽设计任务交给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由梁思成、林徽因、邓以蛰、王逊、李宗津、莫宗江、高庄7人组成国徽设计小组，不久林徽因、莫宗江共同完成国徽设计图案，经梁思成、邓以蛰、王逊讨论修改，由王逊执笔撰写了《拟制国徽图案说明》，10月23日提交政协筹委会讨论。1950年6月，根据政协全委会要求，清华国徽设计小组又对国徽图案进行了修改，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正式确定了国徽图案。 景泰蓝是传统京式工艺的代表，为挽救濒危的传统手工艺，1950年6月，受新成立的北京特种工艺公司委托，先生与林徽因、高庄、莫宗江、李宗津等深入生产一线调查研究，设计出一批体现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景泰蓝新图样和新产品，在赋予产品新的形式美的同时，工艺上也有所突破。1951年5月，王逊代表清华营建系在北京特种工艺总结会上作报告 ，同时与特艺公司合作组建北京市特种工艺实验工场，指导常莎娜、钱美华等将敦煌图案运用于景泰蓝设计，制作出一批新产品，其中大部分作为国礼馈赠外宾，使景泰蓝改良工艺赢得了国际声誉。 1950年2月，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致信王逊、高庄、莫宗江⑪，希望他们承担“建国瓷”设计任务。1952年2月，轻工部成立“建国瓷设计委员会”，郑振铎任主任委员，王逊、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高庄等任设计委员，决定由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承担具体设计，景德镇、酆陵、宜兴等陶瓷产区负责制作生产。其间王逊和其他专家多次赴景德镇指导，带领老艺人们以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为蓝本，恢复了釉里红等7种失传色釉，研制出3种新色釉，使景德镇制瓷摆脱了以往繁缛浅薄的宫廷风格，形成了素朴健康的新中国风格，成为我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1953年9月，“建国瓷展览”在故宫举行，自此“建国瓷”成为国家礼品瓷和国宴用瓷，并先后赴苏联、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巡回展出，成为新中国工艺美术的重大成就。 上述国徽设计、景泰蓝设计、建国瓷设计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重要的工艺美术实践，是中国艺术传统与新时代精神有机结合、创新发展的代表，不仅挽救了濒危的传统工艺，还为新中国工艺美术奠定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美学风格，为工艺美术的繁荣发展明确了方向，为新中国美术赢得了国际声誉。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全国美协代主席江丰在总结报告中对清华工艺美术小组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⑫，林徽因也称赞王逊先生不仅是出色的哲学家、美学家、美术史家，还是历代工艺美术鉴赏家和评论家。⑬ 王逊先生一向重视对民间美术遗产的整理和传承，他在清华期间，就为清华文物馆收集了不少民间木板年画，还举办过专门展览；到中央美院主持民族美术研究所工作期间，他为美研所入藏了大量民间美术实物资料，并鼓励青年教师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为民间美术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础；1953年，他组织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编辑出版了《敦煌藻井图案》、《中国锦缎图案》，1955年，组织中南美术学院出版了《中南少数民族染织图案选集》；他还与北京西路皮影传人路景达合作，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皮影艺术专著《北京皮影》。 王逊先生一方面积极地将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原则运用到实践中，另一方面，他又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从实践中不断筛选、总结和提炼工艺美术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这一领域进行系统扎实的理论研究。结合工艺美术实践，他先后撰写了《工艺美术的提高和普及》（1950年）、《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1951年）、《关于建国瓷设计的几点意见》（1952年）、《工艺美术的基本问题》（1953年）、《敦煌藻井图案》（1953年）、《明正统藏经经面锦缎图案》（1953年）、《谈皮影戏》（1953年）、《美术工艺的制作问题》（1954年）、《景泰蓝工艺》（1954年）、《谈民间年画》（1956年）等文章，系统阐述了他的工艺美术思想。 王逊先生认为，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是中国美术传统的重要组成，是中国美术发展的不竭源泉。民间美术工艺是生活实用与美的形式的有机结合，中国早期工艺史所体现出来的素朴健康的美学风格，是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代表。 在传统工艺美术继承发展中存在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一是宫廷工艺的普及，一是民间工艺的提高。美术工艺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因此对传统工艺要结合社会历史发展做深入的研究。美术工艺既然是是美和实用的结合，美术工艺品的美的形式如色泽、纹理、形体等，是在制作中直接产生的构成形式感的要素，而这种美的形式又是满足实用目的的形式，不是脱离实用性的美妙想象，这是工艺美术基本的艺术方法。 为促进工艺美术发展，王逊先生还非常重视利用展览、陈列的方式引起社会关注，促进观念变革、繁荣创作。为此，他先后策划、筹备过西南少数民族和台湾高山族展览（1949年）、手工艺展览（1950年）、民间年画展览（1950年）、社会发展史展览（1950年）、敦煌艺术展（1951年）、建国瓷展览（1953年）、轻工部工艺美术出国展览（1953—1955年）、全国民间工艺展（1954年）、西南少数民族民间美术展览（1955年）等。
[1] 《工艺美术的提高和普及》，《人民美术》1950年第5期
[2] 沈从文：《烛虚》，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其中《烛虚》一篇提到：“现藏大英博物院，成为世界珍品之一，相传是晋人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卷。那个图画的用意，当时本重在注释文辞，教育女子，现在想不到仅仅对于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义。朋友某先生，正从图画上服饰器物研究两晋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凭借它方能有些发现与了解。” [3] 《评福开森氏艺术综览》，《图书季刊》1940年3月新二卷第1期 [4] 《中国美术传统》，《自由论坛》1944年第3卷第1期 [5] 闻一多：《闻一多书信选集/1940年致赵俪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6]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 [7] 《学术机关？职业学校？》，《清华副刊》1935年1月1日第四十二卷第11/12期“新年号” [8] 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北平特种手工业恢复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北平特种手工业在抗战前，年产值7000—8000万美元。1947年9月至1948年8月，年产值仅1000多万美元，有19种特种手工业，大小1125家工厂，12842名手艺工人。北平解放初，只有约十分之三的工厂复工，还存在着资金、销路、中间剥削等问题。 [9] 《沈从文全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2年 [10] 《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光明日报》1951年8月13日，署名“清华大学营建系”，原文附注：“此文系清华大学营建系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在北京特种工艺专业会议上报告的摘要”。 ⑪ 徐悲鸿：《致高庄、宗江、王逊》，1950年2月13日，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 ⑫ 江丰：《四年来美术工作的状况和全国美协今后的任务》，《美术》1954年第1期 ⑬ 常沙娜：《王逊学术文集序》，海南出版社200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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